长期以来，海外宁波帮人士对祖国和家乡的贡献人们耳熟能详，诸如捐资办学，热心公益，扶贫帮困等等。但还有一个方面却不大为人提起，即他们对新中国旅游事业的贡献。

搭起“新侨”之桥

    1950年7月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“全国出进口贸易会议”在北京召开，王宽诚作为180位代表之一，来到北京。

    这是王宽诚第二次到北京了，距他1949年的“北行”仅仅相隔半年，但令人大有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之感。与半年前寒冬笼罩下不同，初夏的北京满目葱茏，槐花开得正盛，故都焕发出一派新机。

    但王宽诚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：作为堂堂新中国的首都，北京的公共设施相当缺乏。比如仅仅200来人参加的全国出进口贸易会议，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重要会议，会场竟然是借用协和医院的礼堂!另外，宾馆、饭店也极其缺乏，简直到了“一铺难求”的地步，高级饭店尤其紧缺。听北京市领导介绍，眼下能够承担重要政治活动和外事接待任务的只有拥有客房150间的北京饭店，更不用说涉外的旅游接待了。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对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交往日益增多，为了适应来京外宾和各种重要会议接待工作的需要，亟需兴建一批饭店。但新中国好比一份“新撑人家”，眼前国家财政经济又十分困难，百事待举，紧缺的又岂独饭店?王宽诚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于是就产生了在北京兴建饭店的想法。对此，《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》有这样的记载：

    “1950年初夏，首批归国观光的华侨来到北京。在离京告别宴会上，香港工商界人士王宽诚，归国华侨黄长水、蚁美厚等正式提出了自愿集资在北京兴建饭店。这个愿望立即得到华侨事务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赞许和支持。”

    这里所说的“首批归国观光的华侨”，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被邀请的港澳同胞归国观光团体———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，黄长水任团长，陈君冷、莫应桂、马万祺任副团长。王宽诚因其时出席全国出进口贸易会议所以没有参加，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，观光团已从东北回到北京，于是也列席参加了贸易会议，同时，王宽诚也出席了观光团的离京告别宴会，所以才有了他和黄长水、蚁美厚、马万祺等共同发起兴建饭店的建议。

    王宽诚回港后，即发起了以新中国华侨之名义成立新侨建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并在港澳等地募股筹集资金。1951年5月，王宽诚又以公私合营华南企业公司（简称“华企”）董事的身份，商得“华企”投资合作，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新侨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处。同年10月由爱国民主人士21人联名成立新侨公司合营机构———公私合营新侨饭店股份有限公司，并商定团中央以青年文化服务社总管处名义投资50亿元(旧币，下同)华南企业公司投资100亿元，并继续联合港澳人士和华侨投资。该项工程于1953年3月开工，1954年8月1日建成开业。

    新侨饭店占地11．55亩，总建筑面积2．17万平方米，有客房387间、大宴会厅、多功能厅以及弹子房、屋顶花园等，总投资720．5亿元。

    新侨饭店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由港澳同胞和华侨参与投资的第一家公私合营饭店。新侨饭店的建成，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北京的旅游观光接待能力，而且成为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。新侨饭店1954年8月1日建成开业，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，毛泽东主席就代表中国政府在这里隆重宴请了他。

    如今，新侨仍然以一家老牌饭店屹立在长安街上。岁月如流，但愿人们没有忘记王宽诚当年牵线搭桥之功。

催生“甬港”与“华侨”

    自从1937年去上海、1947年去香港，再除去小时候随父母在江苏镇江生活的几年，14岁回宁波，王宽诚在家乡宁波生活的时间不会超过20年，仅占他一生的四分之一，但故乡却在他的心里爱了一辈子。

    由于宁波长期处于对敌斗争的东海前线，基础设施异常落后，乃至直到1985年国务院代总理万里要到宁波开现场办公会议，都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会场，只好假坐镇海炼油厂外宾招待所。1960年王宽诚自解放后第一次回乡，见全市没有一所涉外饭店，深为家乡的落后感到窘迫，遂“出资80万元人民币，投资兴建宁波第一家涉外旅游宾馆———华侨饭店”。对于“出资80万元人民币”一说，也有的说是王宽诚介绍向他参与投资的浙江华侨投资公司融资的。但不管怎样说，如《宁波市志》所载“由香港实业家王宽诚牵头”，则是肯定不错的。

    宁波华侨饭店是继北京新侨饭店之后，王宽诚在国内参与兴建的第二座饭店。饭店坐落于月湖风景区不远的柳汀街，环境优美，交通便捷。大楼正中“宁波华侨饭店”六个大字，系何香凝所题。1963年1月建成开业，占地15，000平方米，建成后直至改革开放前，都是宁波标志性的设施，也是唯一的涉外饭店。

    到了1978年10月间，王宽诚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乡，又感到家乡赶不上时代的变化，更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，遂于1979年提议创建一座新的饭店，这就是位于宁波江东百丈路口的“甬港饭店”。“甬港”于1979年12月动工，投资150万元。在这150万投资中，王宽诚明确表示：“我个人予以承担，除捐献人民币5万元外，另再投资(实质存款)人民币65万元。上述款项随时可以汇甬或陆续汇甬，由甬决定，(因为数少，不方便在港公开筹募)”。

    可见，甬港饭店的建成，王宽诚并不只是如《鄞县志》所说“由王宽诚提议创建”而已，而是由他提供了将近一半的资金。"甬港”于1982年4月建成开业，建筑面积4，326平方米，有客房83套。饭店策划筹建期间，也正是王宽诚倡议成立“甬港联谊会”前后，所以《宁波市志》说，此饭店乃“由甬港联谊会得名”。

    宁波华侨饭店和甬港饭店开业数十年来，为宁波的旅游业和投资环境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如今，经过改造、扩建后，这两个饭店都成了甬城“老字号”的三星涉外饭店。

    不过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前不久笔者到上述一家饭店开会，遍寻不见任何蛛丝马迹记载上述历史。数典忘祖，何其速忘乃尔!

包氏捐建“兆龙饭店”

    《包玉刚画册》中有一幅邓小平含笑与包兆龙、包玉刚父子握手的照片，下面有一行文字：1981年7月6日，邓小平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及包玉刚一行。

    这是邓小平和包玉刚的第一次见面。

    就是这次会见，包玉刚当面双手奉上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见面礼：一张1千万美圆的支票。邓小平笑纳了，包氏父子也笑得特别开心。

   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：包氏父子送上的见面礼不是别的，而是一座饭店———就是后来的“兆龙饭店”。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，包家的这份见面礼后面的故事。
     余贤群在《邓小平与包玉刚》中讲了这么件事：

    1978年国庆节前后，包玉刚和其妹夫李伯忠应卢绪章的邀请到内地进行考察。在香港，包玉刚就已经电话通知卢绪章，希望在北京能见面。当年北京最好的涉外饭店就是北京饭店，但是房间在几个月前就被预订一空。要想在北京饭店求得一个套间，真是“一房难求”。最后，打着国家旅游局长卢绪章的旗号，又找了一个和北京饭店很熟的人，请她给北京饭店负责人打电话：“我们有一位香港的重要客人，是卢局长的客人，你无论如何得给腾一个套间。这是一个政治任务。”政治任务加上局长大人的面子，终于在那天晚上九点包玉刚下飞机乘车到饭店的前一刻，才弄到了一个套间。但包玉刚的随行人员就不行了，包括董事局副主席李伯忠在内都得另找饭店。当晚入住后，包玉刚夫妇很有感慨，包玉刚说：“要发展旅游业，旅馆可是个大问题。明天，见到卢绪章，我要跟他说，必须抓紧旅游宾馆的建造。我要给他赠一个饭店。当旅游局长，没饭店可难当啊!”

    这个亲身经历，恐怕是直接触发包氏赠建饭店的原因，第二天与卢绪章见面时，包玉刚果然提了出来。

    1980年3月，包玉刚到京和六机部谈造船，国家极为重视，总理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包玉刚。包玉刚就乘机提出：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捐赠1千万美圆给国家旅游总局，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，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。3月21日，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，再次表达上述愿望，并且小心翼翼地说“我只有一个要求：纪念我的父亲，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饭店就叫兆龙饭店……”

    但是令包玉刚始料不及的是：他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，回应他的是尴尬的沉默。原因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考虑到两点：一是是否接受私人的捐赠?二是是否答应包玉刚用其父命名饭店的请求?这不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吗?所以，尽管卢绪章为局长的国家旅游总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，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报告，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，他那张千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。

   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，小平发话了：“用他一个名字，也没有关系嘛，为什么不可以?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!别人不同意，我来替他题字。”不久，邓小平批示：

    “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，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，并非投资、合营，搞得不好，谁还来呀!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。”

    包玉刚听到问题终于得到解决，说：“好!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。”

   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邓小平接见时，包玉刚当面送上1千万美元支票的镜头。后来，邓小平果然题写了“兆龙饭店”店名，而且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。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，包兆龙去世，他一定欣慰，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他为祖国做了一点贡献的心愿。

    兆龙饭店坐落于东城区三环路，于1985年10月24日落成。从机场路进城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小平题的“兆龙饭店”四个醒目的大字。

郑介初与香山饭店

    1978年8月，卢绪章奉调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，同年10月，被任命为局长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旅游局长。不久，邓小平就指示：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，要靠“两油”，一是石油，二是旅游。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，卢很快制定了1980—1985年的旅游发展规划。

    当时，最令卢绪章这个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是，全国旅游住房告急，旅游人才奇缺的严重局面。在这关键时刻，邓小平就作出“利用侨资、外资兴建旅游饭店”的重大决策，并让卢亲自兼任国务院利用侨资、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一年之内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、外商进行了洽谈，兴建了第一批包括北京建国饭店、长城饭店、香山饭店、西苑饭店、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南京金陵饭店在内的6家大饭店。

    1978年卢绪章就任国家旅游局长伊始，即到香港等地考察旅游事业。卢一到香港，即召来郑介初。

    母亲出身宁波镇海的郑介初，是1933年与卢绪章一起创办广大华行的5个创始人之一的郑栋林次子，卢绪章既是他所敬重的父执辈，也曾是他的监护人。

    卢绪章说：“老二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去给我把包玉刚找到。”

    卢绪章和包玉刚这两个表亲，自从1963年在香港见过一面，中间隔了一个“文革”，已经15年没有联系了。郑介初立即和包玉刚的公司联系，但包不在香港。身为世界船王，包玉刚是香港人所谓坐飞机比打的多的大忙人。经过一番周折，郑介初终于在巴西把包玉刚找到了。包即刻与卢通了长途电话，很快两人就见面了。

    卢绪章在考察香港旅游业期间，郑介初鞍前马后，帮助他做了不少工作。但他对祖国旅游事业最大贡献，还是帮助国内组建旅行社(包括直接参股)和筹建香山饭店。他通过一些关系请到了贝聿铭担纲设计。香山饭店是贝聿铭1979年初接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项工程。他为设计这座饭店花费了许多的心思，把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巧妙地隐藏并融和进香山的一片秀色。后来，贝聿铭又请动了另一个大师级的人物，著名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。赵无极精心创作了两幅黑白的山水壁画，与贝聿铭的设计珠联璧合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。

    香山饭店至今还是堪称一个经典。虽然，郑介初也许在它的建设中只是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，但毕竟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初创时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"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开创之功不可没也!

    陈财根、戴有旺《王宽诚与甬港联谊会》，载1996年12月7日《宁波侨乡报》。